冷飞特意安排贾去四楼装作上厕所，还要大喊“有人跳楼啦”，制造假象，随后冷开始召集派出所工作人员开会。

看见楼下院子里已没有人了，李立田指挥其他人将李胜利抬出套间里屋。董某就在这时候冲进了房间。王海宇走上去，将董带到隔壁的房间，其他的人又抬着李胜利出去。

事实恰如李胜利家属分析的一样，警察把李胜利平放在三楼栏杆上。他们实在没有气力或者勇气把晕死的李胜利举起，做出一个纵身跳跃的姿势，而是匆匆将其一推，被平扔下去的李胜利落地后，也就靠近墙壁，且和墙壁呈现平行状。

在四楼厕所的贾学会听到轰的一声之后，便立刻冲出，大叫：“不好啦，有人跳楼啦。”

坍塌的攻守同盟

参与抬扔李胜利的警察和吕留生回到套间里，相互约定谁也不能说出真相。几个小时后，冷飞、吕留生、李立田、孟军伟和王海宇再次在冷飞的办公室中订立攻守同盟。

吕在向检察机关的供述中称，冷说李胜利是精神病，他是自己跳楼的，谁走漏了风声谁负责。李立田则举起拳头，说谁走漏了风声，他就把谁的脑袋打扁，抄谁的家。

吕留生事后抱怨说，李立田这个人就是凶恶，“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事”。

冷飞在事发后致电派出所指导员李大兰，说有人在所里跳楼。李大兰指令所有民警不得回家，都来到警察们殴打李胜利的房间——所长办公套间开会。

这位指导员要求全所人员行动起来，围绕李胜利之死做好工作，“把该记的材料记记，把该补的材料补补”。一位民警被安排找派出所门卫张师傅做了一份笔录，随后还和另外一个民警去了人民路一个电焊门市部，找他们制作李胜利和吕秋玲纠纷的笔录，连夜交给所里。

派出所的其他民警对李胜利自杀也同样抱有怀疑。“李没有必要自己脱掉一只袜子再跳楼。”一位该派出所民警说。后来，这位民警告诉检察官，他不敢乱说话，他害怕报复。

案发当晚，贾学会便离开了周口，在外地躲避风声。后被冷飞电话叫回。贾回到周口市后就去了沙南公安分局，和该局一个李姓政委见面后，李安排人将贾带到川汇区检察院接受询问。

贾后来承认他向川汇区检察院调查人员说了假话。

李胜利的家人在寻找目击证人时不知道的是，他们正在和一些人赛跑。和李胜利曾在一个房间等待警察处理的赵某从派出所出来后去了青岛。10月底，沙南公安分局副局长凌洋找到赵，“谈好了条件”，赵回到周口，当晚20点来到凌的办公室，得到1000元后，川汇区检察院的人随后来到凌的办公室对赵某做了笔录。

后来，赵某在接受周口市检察官询问时承认，他也在区检察院说了谎。

李胜利死亡后的第二天，周口市公安局提供的该事件调查报告称，沙南公安分局局长和两名副局长、一名党委委员当晚专门就此事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对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周口市公安局纪委书记、纪委副书记亲自到沙南分局听取该事件的情况汇报。

一位知情者透露说，周口市警方高层其实很早就发现了李胜利之死的蹊跷，但他们仍然选择认定李系自杀一说。

“警察打死杨洪伟案已惊动中央，让周口警方焦头烂额。再出一个警察打死李胜利案件，警方真是无法交代。”知情者透露说，一些不希望李家找出真相的人合力通过三次法医鉴定、操纵现场目击者提供伪证和限制李家上访基本完成了布局，试图以李跳楼自杀强行结案。“但人算不如天算，他们没有想到李家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批示。”

检察官向李的家属承认，如果没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和关注，“一场谋杀案几乎就成了跳楼自杀案”，当事民警最多是一个玩忽职守罪论处。

吕留生在看守所里写了一封悔过书，还一边哭泣一边给李家父母写了一封信。他情绪反覆，想撕掉信件，结果信件被检察官夺下。吕在信里说，他对不起李家父母，他愿意当李家的儿子，给他们养老送终。

李胜利的父母住在一个老旧房子里，距离现在的七一路派出所办公地约500多米，李父每每经过派出所时总是悲从心起，忍不住跑进院子哭骂，警察总是匆匆走开，有人会劝阻老人说：“打死你儿子的警察要被枪毙的，你放心好了。”

更令人唏嘘的是，李胜利这么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为何却难逃惨死。李的父母把李一身伤痕的照片放在自己的床下，有时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李小时候几乎没有生过病，他曾是父母感觉最省心的孩子。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4月下半月刊)

特约记者/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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